閱讀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題。
材料一：
“法律與文學”是濫觴于美國法學院的一個激進的法理學派。他們的研究圍繞著兩個基本問題展開：文學中的法律和作為文學的法律。前者討論的主要是講述所謂“法律故事”的文學文本對法律學界的價值。后者則側重討論文學批評理論對法律文本的作用。
      談及“文學中的法律”，有教養的法律專家，總覺得文學可以填補法律的不足。這是因為它上演的是一幕幕具體、生動而典型的，直接訴諸讀者的倫理意識和同情心的“人間喜劇”。例如，沒有哪一部法律史可以像狄更斯的《荒涼山莊》那樣深刻地揭露出十九世紀英國大法官法庭，那令當事人家毀人亡的繁復程序。而在諸如《偶林外史》和《紅樓夢》這樣的中國古典小說中，也有不少針對古代法律制度的頗具批判性的情節。
      可是文學名著中的法律故事有個特點，就是法律往往做了助紂為虐的工具，司法執法者更鮮有正面的形象。從古希臘喜劇家阿里斯托芬筆下黃蜂般貪婪、丑態百出的雅典陪審員，到莎士比亞的名句“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律師殺個精光”；從卡夫卡《流放地》里那架荒誕恐怖、不聽指令自行審判一切的殺人機器，到加繆的“局外人”默而索“被控殺人，只因在母親下葬時沒有哭而被處決”；從竇娥的六月雪到林沖的“逼上梁山”。在這些文學作品的敘事過程中，古今中外的司法制度無不殘害忠良，從業人員個個都是貪官污吏。倘若這樣的作品能喚醒法律家讀者的同情心和道德責任感，促使他在運用法律解決糾紛時“想象他人別樣的宇宙”，讀法律故事便是件大好事，值得提倡。
      但文學真的能夠提供法律從業者所需的具體的理想與智慧嗎？文學中的法律故事再上綱上線，也無非是說它能夠如史詩一樣，表現一般的真或人性的本質矛盾；對于法律家面臨的一個個具體的倫理問題，例如律師的保密義務與維護公眾利益的沖突這樣的問題，卻不可能講出具體的道理。
      不同于“文學中的法律”，“作為文學的法律”的核心問題則是指向法律文本的傳統閱讀策略的。“法律與文學”論者認為，法律的制定、解釋與使用不可能完全陷入“客觀”的“理性”分析，而必須考慮當事人和社區公眾主觀上的階級、種族、性別等意識導向和心理承擔。現代書面記載的法律的各個環節，在相當程度上是通過文本的閱讀而運作的。因此論者強調，“文學理論”有關文本閱讀的相關學術討論應該得到法律學界的重視。
      但是，該學派的學者也注意到，法官在解釋法律時，一般都盡量避免明顯地背離業已“確立”的立法意圖和基本原則。因此，僅就法律從業者專業化的法律解釋而言，法律文本似乎并沒有“降格”到文學文本而開放閱讀。與基本上屬于個人活動的文學解釋不同，現代法律的解釋在多數情況下離不開國家權力的支持，必然體現著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文學故事盡可以批判法律制度、暴露為之扭曲的人性，但對于已經占領并支配著我們這個“文本世界”的代表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法治話語而言，文學解釋只能是一個“反敘事”的角色；反襯出法律解釋的所謂的“理性”和“科學”。
（摘編自馮象《木腿正義：法律與文學論集》）材料二；
      由于“法律與文學”本身的特點，它很難像法理學的其他流派一樣引介到中國來。
      引介“作為文學的法律”是有困難的。因為這不僅需要了解西方的文學作品和有關的西方法律文本，還需要了解一整套西方的文學批評理論，將之與中國法律相結合。但是，這里有許多問題。
      一方面，中國沒有類似英美國家那樣的判例法傳統。因此，她既沒有那么多可以作為故事并且是法律學界共同并長期關注的司法案例，也沒有那種長期受共同關注而可以作為文學作品閱讀的精彩司法意見。而當不同人運用不同理論分析不同文本的時候，我們就根本看不出理論的意義。
      另一方面，由于制度差異，法律解釋的問題在中國和其在美國法律中具有的司法意義有所不同。美國憲法極少修改，而社會卻在不斷變化。要用一個長期固定的文本解決不斷出現的新案件，“解釋”自然就成為一個各方利益攸關的問題。相比之下，中國的立法體系被賦予了更多的主動權，有權直接“規定”或“具體化”其含義，未必需要在原有意義上進行“解釋”。法律語詞在一個文化元素雜糅的移民國家，才會變得含義模糊，需要更多的解釋；而在中國這樣一個對傳統儒家文化和新時代民族精神極具認同感的社會，法律解釋的任務就沒有那么重要，相關執法部門大可不必那樣倚重法律解釋。
      于是，美國“法律與文學”學派的雙股劍還沒出手，“作為文學的法律”這一柄就在中國卷了口，剩下的一柄是“文學中的法律”。也許這比較容易？畢竟中國是一個文學傳統悠久的國家！但是，同西方文學相比，中國文學長期以抒情為主。抒情性作品更側重個人感觸，主觀性較強；而以小說、話本和戲劇為代表，更能反映社會風貌的敘事文學則相對較少，且發生時間晚近，尚且需要一定的經典化過程。
“法律與文學”運動是附著于西方經典文學文本之上的。而知識與理論實踐的地方性，在文學上表現得尤為突出。這是其長期沒能真正進入中國的最根本原因。
（摘編自蘇力《在中國思考法律與文學》）（1）根據材料內容，下列說法正確的一項是

C

C

A．文學本身的批判性和它對人性的探尋，在法治話語面前，可以說毫無用處。
B．法理學其他流派被引介到中國時，不需要處理知識與理論實踐的本土化問題。
C．具有被法律界長期共同關注的判例是使文學理論對法律闡釋產生價值的前提。
D．材料二將國內外的法律體系進行了比較，意在凸顯我國法律體系的制度優勢。
（2）根據材料內容，下列說法不正確的一項是

C

C

A．法律從業者即使研究文學作品中一幕幕具體的“人間喜劇”，也未必就能將“情感與理智”結合起來，認識到理論的不足。
B．專業化的法律解釋不能完全等同于文學闡釋，因為現代法律的解釋并不是完全個人化的，應盡量遵循代表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已確定的立法意圖與基本原則。
C．在中國，相較于缺少判例傳統和制度條件的“作為文學的法律”，“文學中的法律”只要經過相關敘事性文學作品的經典化過程，就能被更容易地引介到中國。
D．“法律與文學”運動長期沒能進入中國的重要原因就是該學派所依托的西方經典文學文本具有突出的地方性特征。
（3）下列屬于“作為文學的法律”研究范疇的一項是

A

A

A．通過分析宋代官吏“司法”判決書寫作中有明顯文學追求或有“玩文學”之嫌疑的“花判”，探究中國古代司法判決的風格與精神。
B．通過分析魯迅的經典小說《阿Q正傳》中所涉及的民法問題，指出用傳統的文學批評理論分析涉法文學的諸多弊端。
C．用“以文證史”“詩史互證”的方法，從中國古代文學作品中發掘出與中國古代法律制度有關的史料，完善中國法治史研究的文獻基礎。
D．以“瓊瑤訴于正《宮鎖連城》抄襲《梅花烙》”一案為例，分析具體司法程序中對此類作品進行著作權侵權判定的有效方法。
（4）材料一對例證法的運用頗具特色，請結合材料簡要分析。
（5）《紅樓夢》能否作為中國法理學界引介“法律與文學”學派相關理論的文本依托？請結合材料和《紅樓夢》的相關情節簡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