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題。
材料一：
      “社會性死亡”最早出自美國作家托馬斯?林奇的《殯葬人手記》。他認為人的死亡分三種：一是聽診器和腦電波儀測出的肌體死亡；二是以神經末端和分子的活動為基準的代謝死亡；三是親友和鄰居所公知的死亡，即社會性死亡。托馬斯的本意是提醒人們要善待離世的人，因為其依然具有續存價值。
      如今，“社死”成為網絡流行語，其含義多指某人的“丑行”被廣泛傳播——其“丑行”可能是真實的，也可能是捏造的——致使這個人被網民“公開處刑”，說明他（她）已經“社死”。“社死”有些是個人以自嘲的方式自我暴露，然而，有些場景下，“社死”成了有些人肆意公布他人信息，并使其暴露在眾人凝視下的泄私憤行為，完全不顧對方的人格權益。要知道，以“社死”為目的的維權，或故意制造他人“社死”的行為，往往存在違法風險。
      我國《民法典》第九百九十條明確規定“人格權是民事主體享有的生命權、身體權、健康權、姓名權、名稱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隱私權等權利”。其中名譽權是對民事主體的品德、聲望、才能、信用等的社會評價。第一千零二十四條規定“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以侮辱、誹謗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譽權”。除此之外，《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二條也明確規定“自然人享有隱私權。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以刺探、侵擾、泄露、公開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隱私權”。顯然，以“社死”為目的的信息傳播行為，不但可能侵犯名譽權，也可能侵犯隱私權。
      新媒體時代，新興傳播渠道，無疑擴大了大眾對外公諸其訴求的機會。新型媒介的發展方興未艾，我國對其采取的監管措施，相對包容寬松。然而，有些網民不能誤認為“動動手指”“敲敲鍵盤”，便可以隨意踐踏他人的正當權利。
      面對他人惡意制造的“社死”，個人要學會依法維權。諸多“社死”事件中，利益受損者往往缺乏個人信息保護的意識。我國的《個人信息保護法（草案）》明確規定“自然人的個人信息受法律保護，任何組織、個人不得侵害自然人的個人信息權益”。公眾處理個人信息時，要明白個人行為“應當具有明確、合理的目的，并應當限于實現處理目的的最小范圍，不得進行與處理目的無關的個人信息處理”。實際上，即使基于個人同意而進行的個人信息處理活動，個人也有權撤回其同意。但遺憾的是，很多類似事件，有的人往往在沉默中任由個人信息在網絡中傳播。
      個人權益受損后要學會救濟。一般而言，救濟分為三類；一是社會救濟；二是私力救濟；三是司法救濟。社會救濟有時也稱為社會救助，是社會基于同情和慈善的心理，對弱勢者行善施舍，多表現為暫時性的消極措施。對遭受“社死”的受害者而言，社會救濟意味著能夠獲得同情和理解，甚至能夠獲得社會組織的支持與聲援。私力救濟指的是權利主體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依靠自身的力量，通過實施自助行為來救濟自己被侵害的民事權利，比如自己澄清事實等。司法救濟則指當法律賦予人們的基本權利遭受侵害時，法院應當對這種侵害行為做有效的補救，以最大限度地救濟和保護他們的正當權益，最大程度維護基于利益平衡的司法和諧。
      總而言之，以泄私憤為目的，發布不實信息，讓他人陷于“社死”的處境，本質上是以追求正義為幌子、裹挾社會情緒、侵犯他人人格權的行為。
（摘編自聶書江《制造他人的“社會性死亡”：小心裹挾情緒的偽正義》）材料二：
      站在我們寫作者的角度看，人的“社死”時刻是耐人尋味的，它比純粹的美好時刻或丑陋時刻更吸引我。當個人在社交場合遭受挫折、誤解或打擊時，最能看出一個人的復雜。我認為，復雜性是小說很重要的特質。人在這么復雜的社會，要想一直保持“正常”和“體面”太難了。寫作者要想筆下的人物活生生地站在你面前，就必須讓他真實的內心世界袒露才行。
      “社死”不是單方面的，而是雙方面的，甚至是多方面的。比如A正在辦公室對B吐槽C，恰好C進來了，B發現了，暗示A不要說下去，但A毫不知情，依舊興致勃勃地在說，最終等他發現時，C依舊站在他身后。這可謂是經典的“社死”時刻：A會窘迫，B會難堪，C會驚詫和難過。
      而到了網絡世界，所謂“社死”的情況就會復雜很多。一件事情會在瞬間傳遍網絡，一件小的事情，有時候會發酵成網絡的狂歡盛事。所謂“社會性”伴隨著眾多陌生人的參與，帶著各自隱秘的欲望和成形的觀念，前來圍觀評判，而當事者往往無力辯駁，畢竟是寡不敵眾，甚至還會火上澆油，有人戲稱這是對當事者的“公開處刑”。這個時候，就不是一笑了之的事情了，其嚴重程度會影響到當事者的生活、工作和家庭。身處其中，人該會面臨多大的精神壓力，無力、絕望、焦灼、憤怒、委屈……種種情緒在心中翻騰，而他面對的是一個魯迅所說的“無物之陣”。這些都是寫作者著力想要去呈現的，“社會性”和“死亡”缺一不可。
      這個世界每時每刻都有“社死”發生，對寫作者來說，要做的就是借助這個“良機”去體味人的內心世界，也去觀察因為此事而牽扯到的各方。就好比是一粒石子丟入湖面，寫作者不僅要寫到石子，也要寫到因此泛起的漣漪。對當事者來說，這可能是一個窘迫的時刻；而對于寫作者來說，這是一個創作的良機。所謂“你之蜜糖，我之砒霜”，說的就是這回事吧。
（摘編自鄧安慶《相比純粹的美好或丑陋 真實的“社死”更吸引我》）（1）下列對材料相關內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確的一項是

B

B

A．“社會性死亡”的本意是提醒人們要善待離世的人，因為他們依然具有續存價值。它并非網絡新媒體出現后的產物。
B．作為網絡流行語的“社死”的含義是指某人或真實或捏造的“丑行”被他人肆意公布，并使其暴露在眾人凝視下的行為。
C．如果沒有經過調查就利用網絡輿論發布不實言論，哪怕以正義為名，讓他人陷于“社死”的處境，也是一種非法行為。
D．當小說中的人物遭遇“社死”時刻，內心世界極為復雜，是讓寫作者將筆下人物內心的復雜性呈現出來的創作良機。
（2）根據材料內容，下列說法不正確的一項是

C

C

A．有些人將現實生活中的糾紛隨手一拍就訴諸網絡，這種網絡曝光的便捷性和隨意性很可能侵犯了他人的正當權益。
B．因“社死”而權益受損，個人要學會依法維權，但以惡意制造他人“社死”為目的的維權卻可能是侵權的。
C．寫作者充分看到了“社死”時刻的創作價值，只要抓住這個“良機”去窺探人物的內心世界，就能夠展示“社死”的復雜性。
D．用材料一的觀點來評價材料二的行為，無論在現實世界還是在網絡空間，如果寫作者帶著隱秘的欲望圍觀評判，也會成為“社死”的推手。
（3）根據材料一的內容，判別以下哪種行為不屬于救濟的范疇

C

C

A．一個清華女生在食堂，懷疑自己被一位男生“咸豬手”。她在朋友圈公開了這名清華學弟的名字和學號，聲稱讓學弟“社死”。男生當場否認了學姐的說法，并表示可以通過調取監控以證清白，后來，監控攝像頭還原了學弟的清白。
B．廣受關注的偽造血衣誣陷老師體罰的廣州媽媽被判刑。廣州市白云區法院對被告人劉某在信息網絡上散布虛假信息、起哄鬧事、造成公共秩序嚴重混亂一案，以尋釁滋事罪判處劉某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緩刑二年。
C．現實題材電視劇《我們與惡的距離》中，講到了隨機殺人案的兇手在案件發生后遭到了網民的瘋狂攻擊。一些媒體為了獲取更吸引受眾的新聞，甚至直接將話筒伸向了兇手的家屬，要求他們血債血償。兇手的父母為了躲避媒體的追擊，只能躲到一個小漁村里過著艱苦乏味的生活。
D．“天價便飯”視頻中，爆料游客稱“一頓便飯收費1900元”，并繼而給該店貼上了“黑店”的標簽。可后來經過當地市場監管部門調查發現，該店明碼標價，斤兩正常，海鮮加啤酒的“大餐”也顯然不只是“便飯”。
（4）根據兩則材料內容，概括“社死”的復雜性體現在哪些方面。